孙名之——一个精神分析师的尊严（下）

         接着上一篇，我会开始谈爷爷和精神分析的关系，当然，这依然是以我的视角展开。

七、他不是精神分析师

        我的爷爷，在现实中，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精神分析师。

       他从来都没有跟IPA（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sis Assoication）接触过，甚至没有做过精神分析候选人。他没有参加过任何系统的精神分析培训。他也不做临床。

        我第一次从南京飞到洛杉矶，落地后的第三天，我来到了我现在受训的研究所——洛杉矶新精神分析中心（New Center for Psychoanalysis），在我的导师Matha Slagerman博士的陪同下参观——现在被我视为第二个家的地方。

        我看到了我们的教室，教室两面墙的书架上摆满了姓名从A到Z的精神分析师的各种重要著作。不想，我当时眼睛就湿润了。

        我想起了儿时，爷爷的书架。       

        在那些书架上面，有一本爷爷在八十年代从香港托人买回来的，弗洛伊德的英文版《释梦》。那是他为数不多的几本外文书之一。爷爷平时很不喜欢别人碰那本书。

        高中时代的我，曾经有一次偷偷地从书架上把那本黄色的《释梦》拿下来看，当然，我那时候基本读不懂。

        但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，那本书，几乎已经散架，很多页已经被翻烂，但是上面一个字的笔记都没有。

        现在回想起来，我才明白爷爷爱那本书的程度。他不断地读，不断地看，却根本舍不得在那本宝贵的外文书里做上任何笔记。

        现在想来更让我震撼的是，在爷爷的书架上，几乎从来没有一本书看上去像是新的。每一本都是旧的。因此你可以说，每本书都被他榨干了。

        1979年，爷爷的“右派”帽子被摘掉以后。他重新出山，和高觉敷老师、李伯黍老师等人一起，从零开始重新翻译西方的心理学教材。同时他们组成了一个心理学教师团队，到全国各地的师范学院培训年轻的心理学老师，帮助各大学恢复心理学学科。

        爷爷告诉我，有一次他去四川地区做培训。有一位受训的年轻心理学老师非常积极恳切。爷爷清楚地记得，他的名字叫做黄希庭。下课以后，黄希庭老师找到我的爷爷，问他怎么学的英语，为什么英语会这么好？

         我爷爷的回答是：“你把一本牛津英语词典翻烂了，你的英语自然就好了”。

         他就是这样。我记得他是一个爱体面的人，每次出门办事他都会穿戴整齐，工作场合几乎都是西装领带，并且出门前都会梳理头发。但是他几乎所有的书都是残破的，每一本都快要被他翻烂.......

         我从这些记忆中回到了参观的当下，回到了洛杉矶。参观结束后，我跟我的妻子说：“老婆，如果我爷爷看到了这个研究所，看到了那些被人不断翻阅而变得陈旧的书，我觉得他一定会哭出来。你知道，曾经他只有一个破旧的书房，他只有一本《释梦》.......”

        是的，我的爷爷从没有占有过很多精神分析资源。和我现在经历的正规系统精分训练比起来，和我现在可以接触到的海量精分文献比起来，他所拥有过的，真的只是一点点。

        但他对自己的那一点点，却爱之如至宝，惜之为朱玉。

        我在考研期间，他告诉我不要老关注霍妮（Karen Horney），还要留意英国的客体关系学派的最新发展，克莱茵理论好像很强势。注意美国的人际间精神分析，尤其是弗洛姆（Erich Fromm），这个人的作品还会有再兴的一天......你可以说，直到今天，他的这些建议都没有过时。客体关系就不要说了，弗洛姆随着当今关系精神分析（Relational Psychoanalysis）的兴起而重新受到学术界重视，这在十五年前就被他预测到了。

        他是怎么知道的？他是怎么积累的？他怎么会具有这种精神分析理论的敏感性？要知道，他从1949-1979年这中间几乎被断送掉了一个学者的黄金三十年！他在2000年以后，又因为工作过度而几近失明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

        我不知道，或许我再也不会知道。在那些和其他人家人一起讪笑他迂腐的童年岁月里。这个怪人在做些什么，在读些什么，在写些什么，我真不知道。

        但是在你成人以后，有时候，你会记起自己的爷爷，他在读书和写作时，眼里曾经闪烁的那种光。那种真的可以忘掉周围一切人，一切事，一切存在的，带着某种迷之专注的光。你甚至会梦到他的那个样子。

         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温尼科特所说的，“一个父亲对自己工作的爱，可以点燃一个孩子对外面世界的，最初的向往。”

八、弗洛伊德

         说来奇怪，我跟弗洛伊德真的有缘。甚至我的命运，一部分被他所决定。今天是他的诞辰，那么我需要来说说他。

         我本科读的并不是心理学，而是英语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从小英语成绩就好，以至于高中时代，每次学校来外宾，都要我参与接待。接待了之后，老师还会在班上表扬我，说只有我可以跟外宾聊得欢。

         这是我最有自信的一门语言。原因肯定跟我奶奶的启蒙有关，我在上一篇里有交代。

         所以很自然地，我大学本科报了外语系，主修翻译。

         困难的选择是，硕士报什么专业？

         我当时的考虑是英美文学方向的硕士，或者是比较文学。大学四年，我一边玩乐队唱着披头士、枪花和涅槃的歌，一边如饥似渴地读每一本英美文学教材。在我看来这一点儿都不矛盾，枪花的骚劲和拜伦的“给我一张嘴，从南吻到北”其实如出一辙。

         直到那个晚上和爷爷的谈话，改变了我的看法。

         我记得是在大三上学期的某一个晚上，爷爷拄着拐杖走到我的房间跟我聊天，当时我正在玩电脑游戏，也就有一句每一句地跟他聊了起来。

          他问我硕士想考什么专业？

          我说英美文学，我喜欢英美文学。

          他问我有没有考虑过转心理学？

          我说没有，因为它跟文学无关。

          接下来这段话我记得十分深刻，他说：“我知道你喜欢文学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心理学和文学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，怎么会无关呢？如果你读弗洛伊德的《释梦》，就会发现那里面有一章是专门谈文学的。还有，你以为弗洛伊德这么伟大，他的文学功底会差么？”

          我仍然在打着游戏，而爷爷说完这段话以后也就离开了。

          虽然仍旧不以为然，但是他的这句话在我心里留下了印象。

          直到几个月后，在准备英美文学期末考试的一个晚上，我才明白爷爷话里的意思。

          在当时大三的英美文学教材上，有一篇选读文章，恰好节选自弗洛伊德的《释梦》，这篇文章不是考试内容，但却吸引了我的注意。

          弗洛伊德在这篇文章里面，对哈姆雷特向自己的叔叔复仇前反复的犹豫（hesitation），进行了精神分析诠释：他认为这是因为叔叔克劳，杀害了哈姆雷特的父亲，娶了他的母亲，而这，恰恰完成了哈姆雷特本人在俄狄浦斯阶段，自己本就有的但成年以后被压抑的弑父娶母的夙愿！哈姆雷特的犹豫在于他的自我厌弃——我自己心内有一部分，其实并不比我的凶手叔叔好多少！

        厄的妈呀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我在背完雪莱的《西风颂》以后，接着读这篇文章的感受：你就感觉，弗洛伊德，真特么是文学世界中的一股泥石流！太牛啦！太有创造力，太深刻了！

        这就是我想要的。爷爷说的，其实没错。

        但是后来，我在读心理学硕士期间，家里有人也开始讪笑我，说我接了爷爷的班，开始准备去研究死人的理论。

        我当时没有反驳他们，因为当时我没有足够的语言和自信，去应对那种讪笑。现在我有了：

        1. 首先，我做心理学，并不是接爷爷的班，我从小就是一个独立而逆反的人。没有人，可以让我没有信仰就下跪。我做心理学，做精神分析，是因为在精神分析的世界里，我见识到了这个世界上，对我而言最有穿透力的理论。它不但可以指导文学创作，而且其本身就可以以文学的形式来组织。

        2. 是的，如弗洛伊德、弗洛姆、克莱茵、科胡特这些精神分析学家们的确已经作古。但是他们理论和实践的价值，还远远没有被完全开掘。研究他们的理论和临床，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深切地理解自己，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治愈他人，是为自利利他。这是佛陀的事业。

九、爷爷的眼泪

        我的美国精神分析老师们，比如说我的督导Estelle Shane博士，她今年九十岁，她告诉我她有接近六十年的分析生涯。

        而我的爷爷，虽然他活了接近九十岁，却只有二十年真正的职业生涯。

        在那80-00年的那二十年里，他就像从牢里放出来的猛虎一般，抓住所有机会，做他一直希望做，却没有自由做的事情。到了99年，他用功过度，双眼几近失明了。

        而且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，他患上了癌症。我知道他知道，但他并不害怕。

       当时我在南京读心理学研究生。每次回长沙，爷爷都会把我叫去他家。读书和聊天。

       读什么，读他在那二十年时间里面，翻译的著作，和写的文章。还有帮助他清理他的书架。

       聊什么，聊精神分析，聊我对精神分析的各种新理解，而他则对此进行回应。

       他真的翻译了很多书，很多文章（这让我读得很累）。而且他很多很多的翻译，曾经都是替高觉敷老师无偿做的，做完甚至连署名都不要。当时也顾不得有偿无偿，要不要留名。那时候，这些人，都怀着一种要恢复中国心理学学科的急切心情，一种迫切的使命感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都知道自己时日无多。金钱名利放在学者生命的末期，真的已经算不上重要。

       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下午。我们坐在客厅里，茶几上堆满了爷爷之前的译著，他们分散在以高老署名的各本教材里。

        其中有一本，是爷爷的最爱，它是美国心理学史家波林（Edwin Boring）的《实验心理学史》，高老主译，我爷爷则负责翻译“精神分析”那一章。

        那天下午，我为他读的，就是他翻译的那一章。我记得那一章最后的一句话，好像是“我们有幸地能够看到，精神分析，这只条顿小虫，终于蜕变为了一只飞翔在美利坚这片自由土地上的，骄傲的蝴蝶”。

        读完之后，我合上书。

         我朝爷爷的方向看去，他在哭泣。

         眼泪，从他已经失明的眼里，止不住地流淌出来。他并没有哭出声，他只是默默地流泪。

        那一刻，于我而言是震撼的。一个89岁的老人，在他25岁的孙子面前默默的流泪、哭泣。不因别的，只因他年少时的那份热爱，那份热爱。

十、一个精神分析师的尊严

        在加州箭头湖，我把爷爷的故事中的百分之一不到，在"精神分析师的老去和死亡"这个panel disussion中进行了分享。

        会后，不断有美国同事，年轻的，年老的，向我走来，真诚地跟我拥抱，与我握手。

         有一位名叫Sandy的女士告诉我，在会上，她听了我的讲述，哭了足足二十分钟。她希望给我做一个访谈，把这些故事完整地写下来。我说好啊，我们约时间出来吃饭，大家都在LA。

          她接着说：“我很高兴你把自己的家人这次都带来了，我真的希望你把这些动人的故事传递下去”

          我显然被她的话所触动，我说道：“是的，Sandy, 那些可以代际传递的，不光只有创伤。那些传递下来的，也将继续传递下去的东西里面，可能也有一种比生命还要宏大的精神（a spirit which is larger than life）”.

         然后我们拥抱，告别。

         但是，在用英文做访谈或者写作以前，我想先用我的母语中文，把这些关于爷爷的片段串起来。

         我知道，这是我爷爷希望看到的事情。他生前，真的没有一天不惦念着自己的国家，不惦念着心理学和精神分析。他有着不同的政见，但他对国家的爱比任何人都浓烈。

         他无力冲破时代和环境的囹圄，成为一个字面意义上的精神分析师。但他“有创造力地去爱、去工作”的一生，让他不失拥有一个精神分析学家的尊严，和从未妥协过的灵魂。

        To my dearest father & grandpa.